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

然而天满贵胄，不管天资如何卓绝，阅历到底非可强致，这倒不关乎年龄，在于地位和见闻。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用着曾国藩的眼光来看曾国荃，便构成了绝大的错误。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功名之士”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因为，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打胜仗只为占城池，占城池只为封官库，封了官库，然后借故回乡，求田问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丰九年，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前有辕门，内有戏台，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还是王府？这个荒谬的笑话，恭王应该知道。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卖曾国荃的交情，既克常州，按兵不动，让“老九”独成复金陵之功，好为所欲为，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恭王更应该知道。然则看了“宋史”和“十国春秋”上的记载，以为曾国荃克金陵，会象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样，躬自勒兵守宫门，严申军纪，秋毫无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尽行捆载而北，悉数点交内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吗？

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那就只有解劝了。只苦于不易措词，说是百战艰难，说是不世勋名，都可以作为恕词，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摆在一起，相形之下，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恕。因此，所有的劝慰，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谈得倦了，纷纷告辞。

只有宝鋆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那是竹荫深处，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彼此脱略形迹，科头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随意闲谈，从宫闱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不用修词，也不用顾忌。

这一天谈的，比较算是正经话，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国库支绌，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

宝鋆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理他那些话干什么？曾涤生说伪‘王府’一文不名，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宝鋆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不会！曾涤生的理学，不是倭艮峰的理学。他是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人，打了这么多年仗，要兵要饷，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如今办善后，本该借助于地方的，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才会动手？你想想嘛，这话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这话，刚才当着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泄了底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宝鋆又说：“户部的堂官，实在难当，里里外外都不体谅，真是有苦难言。”

恭王听他的语气中带着牢骚，不由得把他的话又玩味了一遍。管钱的衙门，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内部也不体谅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他问：“什么叫‘里里外外’？你部里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慈安太后万寿那天的那一道恩旨。”

这一说，恭王明白了。慈安太后万寿那一天，特颁上谕一道，军兴以来，各省的军需支出，无需报销，但自本年七月初一以后，仍按常规办理。这道谕旨，表面说是从户部所请，实际上是恭王的决定。他的想法是，历年用兵，都是各省自己筹饷，纵有所谓“协饷”由未被兵灾的各省，设法接济，一半也是靠统兵大员的私人关系，宛转情商得来。朝廷既未尽到多大的力量，此时自不宜苛求，而且一笔烂帐，不知算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倒不如索性放大方些，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倒也痛快。

这是个颇为果敢的决定，不但前方的将帅，如释重负，激起感恩图报之心，就是不相干的人，也觉得朝廷宽厚公平，显得是有魄力的宏远气局。然而户部、兵部的司员书吏，正摩拳擦掌，要在这一笔上万万两银子的军需奏销案中，狠狠挑剔指驳，不好好拿个成数过来，休想过关。这一来，万事皆空，自然要大发怨言。

宝鋆看到恭王的脸色，猜到他的心情，随又说道：“我也不理他们。这也好，正因为他们大失所望，愈见得这件事办得漂亮！真的，背地里谈起来都这么说：除了恭王，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担当。上万万两的军费支出，说一声算了就算了，这是多大的手面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