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检，把他们明抢暗偷，塞在怀里的东西，都给搜了出来。最倒霉的是那个西席，自己裤带上拴着的一个汉玉佩件，也当做悖人之物被没收了。

“这个你不能拿！”那西席抗议“这块玉是三代的家传！”

搜他的人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下五旗的传统，看不起西席，称之为“教书匠”所以一听他的话，勃然大怒：“去你妈的！教书匠做贼，丢你家三代祖宗的人！”说完，上面一巴掌，下面一靴子，把他踹了个筋斗。

“不准打人！”文祥沉声说着，又看到一个差役借搜检的机会，调戏婢女，便又大喝：“不准轻薄！”

就这样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文祥替大家立下了严格的执行规矩。等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搜检完毕，都驱入空屋，除却大厨房的厨子，可以照常当差，以及两三名帐房，必须随同办事以外，其余上上下下的，都算是暂时被软禁了。

“大家散开来，分头办事吧！”

一声令下，全面行动。预先已编配了多少个班，每班少则三个人，多则五、六个人，职位最高的，充作临时带班，不动手，只用眼，负稽察的责任，其余的一半点数，一半记帐，抄家称为“籍没”非立簿籍登录不可。

文祥自己也在里面带一班，这一班抄肃顺的书房，主要的就是检查肃顺个人的文件。一走进他那间宽敞而精致的书房，最触目的就是立在书桌旁边的一座大保险箱。不用说，如果肃顺有什么机密文件，一定放在这里面。

这一下难题来了，保险箱不但要钥匙，而且还要对西洋数字的暗码，钥匙当然是肃顺自己带在身边，数字暗号，则更只有他自己知道。

“怎么办？”文祥看一看四周问道：“谁懂这个洋玩意？”

大家面面相觑，无从作答，连最能干的内务府的司官，也是一筹莫展。

这时杨达已经把徵善兄弟送到了郑王府，回来交差，一看这情形，他倒有主意：“总理通商衙门的王老爷，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开。”

“对了，对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赶快去把王老爷请来。”

王老爷是指总理通商衙门的一个章京，此人喝过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务，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请教他。但总理通商衙门在东城，一来一往，很要一会工夫，于是文祥先把肃顺的书桌抽斗打开，把里面的奏稿、信札取了出来，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鋆，也都是红顶子，难得高攀，所以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毓瑛，一个是朱学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门的贺客便迎了出来，纷纷向他道贺荣膺新命，入参枢机，然后把他簇拥了进来，厅中又还有一班人在等着，照样再周转一番，而门上来报，倒又有客来了。

曹毓瑛一看这情形不妙，恭王那里还有许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宫，那得有闲工夫来跟这些人应酬？因此，他就不脱袍褂，也不进上房，向他不离左右的一名心腹听差，使了个眼色，便坐在厅上陪客。

一番寒暄过后，有个曹毓瑛的同年，开口发问，他问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间传言，说拿问‘三凶’谕旨，出于大笔，可有这话？”

“三凶”之称，曹毓瑛还是第一趟听见，顾而言他地说：

“‘三凶’？莫非指怡、郑两王和肃中堂？”

问话的人有些发窘，身历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气气对载垣他们用官称，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加以“三凶”的恶名了。

这一下别的宾客也不敢胡乱开口了，只泛泛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有一个人所问的，在曹毓瑛看来，极有关系，问的是新帝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他还来不及回答，事实上亦很难回答，幸好他那心腹听差替他安排的脱身之计发动了，门上高擎一张名片，到了厅上，单腿屈膝向他打了个扦，用很清楚的声音通报：“恭王爷派人来说，请老爷马上到王府去，有要紧事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