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此所以为皇选，以及织造差使，均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佩者在。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二十四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大致宦官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惟有知识分为中心势力，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见其症结，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惟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登科”者，咸以近楼台之利。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之。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长跪，着为令。”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低，如引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伍，天然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