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翰林，即励杜讷与士奇，皆以善书法值南书房，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重英豪”认为措词得，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士奇有许多著作，大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鳖退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颇为浅薄。所以用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士奇得帝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直，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小太监为他指，是哪书，在哪几页，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士奇十分渊博。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几望，天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好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几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据周弃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孟心史又言：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诏下，五十人齐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史居，卯申，监修总裁引相助。

其诗言：“汉皇将将群雄，心许淮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名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在他人中，士奇谈不到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鸿博试后，明年，、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二十二年，予又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者，合内外，逾年，予遂诖名学士钿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秋地名考略，乃清秀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例庞杂，如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