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歌望友生，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自尽平生。箜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半塘早年词由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

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酒将空。一望遗恨沉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沈曾植，字培，号乙，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举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云龙冉冉帝之旁，洪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元有元，亭亭我主号文王。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的刺激，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的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的名单，作一简介：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工于韶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丽，而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以终。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

文廷式，字芸阁，号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的得意门生，而翁同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沈曾植仕后，先在刑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科名、官位都最，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