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理。这“实力谈判”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访聘的礼，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这些都是促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造诣的人，当然会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其次谈时机，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杂的转变期，这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两方面。就历史来看，秋以前的战争，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分的小国，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现的一情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地当冲要，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的国商人弦，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官的制度，亦为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用之家。”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时的等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仲。

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仲也是提倡各国间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车货的，代为照料车，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