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天开始，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张学良与郭松龄的日籍顾问宇田与仪战，经过日本方面的安排，在滦州接触，试图找出停战的途径。张学良要求先行停火，再商善后；而郭松龄提出的条件是：山东归岳维峻、直隶归冯玉祥、热河归李景林，郭松龄本人回奉天，执掌东北军政。彼此的距离，南辕北辙；张学良知道与郭松龄已无可再谈，便由秦皇岛转赴旅顺，偕同杨宇霆回沈阳，决心与郭松龄以武力周旋到底。

其次是冯玉祥与李景林发生了矛盾。当郭松龄倒戈的通电一发表后，冯玉祥便加强了对北京的控制。冯玉祥一向厌恶“安福系”因此权倾一时的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逮捕了安福系的要角曾云需与姚震，同时派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及东交民巷，以防要人避匿。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感威胁，一面改组执政府，让梁鸿志解职，改派许世英接任；一面派黄郭与许世英赴张家口向冯玉祥征询时局意见。结果冯玉祥发表“拥护执政，始终不渝”的通电；而段祺瑞则以改组执政府作为回报，一向担任段冯之间桥梁的贾德耀，出任陆军总长；由张作霖推荐的代理农商总长莫德惠请辞照准。

但冯玉祥却希望他留任，更希望他留京。原来冯玉祥之跟郭松龄合作，多少有些投机性质，他不以为郭松龄能顺利成功；也不以为张作霖会，败涂地，到得相持不下时，他可能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想留住莫德惠，作一道他与张作霖之间的桥梁。

为此，冯玉祥特派他的挂名参谋长，清帮大字辈的张树声，向莫德惠致恳切挽留之意。莫德惠跟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认为张作霖对郭松龄倒戈，李景林的脱离，所受的刺激甚大，此时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莫德惠回东北以示与张作霖共患难，对他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不过对冯玉祥不必表示得太明显，不妨虚与委蛇。此外，王冠吾安排莫德惠与段祺瑞作了一次秘密的会晤，段祺瑞保证，除非郭松龄能彻底控制关外的局势，他不会发表他的东北职务。同时请莫德惠转告张作霖，尽可能坚持，切勿轻言离开沈阳。

不过，北京的治安，鹿钟麟完全掌握；冯玉祥既然要留莫德惠就不会轻易让他离开北京。所以想了一条“喧宾夺主”之计，由王冠吾带着一班莫德惠的“班底”离京赴津；而莫德惠便化装为“班底”之一，安然通过鹿钟麟派在前门车站的便衣侦探的耳目。一到沈阳，张作霖大感欣慰，特开帅府仪门迎接，大张盛宴。

宴后密谈，张作霖最关心的是李景林的态度，他希望李景林之通电声明与东北脱离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基本上仍倾向奉天。为此，特派许兰洲为密使，到天津活动。许兰洲的行囊中，除了正金银行的四十万元支票以外，还有李景林老母的一封家书，告诫李景林善自为计，莫入歧途，希望能策动李景林来个“反倒戈”郭松龄如果后路有变，沈阳方面再发动反攻，前后夹击，形势就大为不同了。

当然，李景林的态度重要，还不如日本态度的重要。当所谓“奉变”初起时，张作霖便找他的日籍顾问问计。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有好几个，但最亲密的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推荐的，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他的哥哥便是日本陆军“少壮派”要角之一的松井石根。在张作霖准备逃亡时，松井七夫将五姨太及张作霖的年幼子女，都接到他家里去住，同时建议张作霖分两条路线求援于日本，一条是外交路线，活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支持张作霖，结果是加藤内阁决议，对郭松龄发出警告，不得损害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这个警告，便成了日本在华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驻在人员，处理“奉变”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