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首先动手，糜烂地方，国民军军纪良好的声誉，毁于一旦，便是自取灭亡的开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冯玉祥撤消了应变的命令。

哪知事机不密，消息很快地传到了顺承王府。张作霖心想，果真干了起来，且不说给了直系残部一个反扑的机会；首先，不论胜败，皆将为各路诸侯所耻笑，这个面子丢不起。张公百忍，家训昭垂，因而当机立断，十二月二日上午十点钟，下了一道奉军全数撤离北京的紧急命令。

张作霖连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专车，直驶天津。奉军一部分随张作霖出关；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东南部发展。于是冯玉祥所部，随即又进驻北京；鹿钟麟的职权如昔，他既不会释放曹锟；而段祺瑞在孙中山先生业已到京，善后会议只举行了第一次大会，议事细则甫行通过，而以孙中山先生却卧病铁狮子胡同行辕，未能正式开议之时，即令有心帮曹锟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张，将此名义上的罪魁祸首开释。

这些情形经王揖唐细细分析以后，杨云史才知道曹锟在延庆楼还有一段日子好待。至于王揖唐请杨云史代为劝驾，希望吴佩孚进京一事，当然亦不会有什么结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怏怏辞去。

但是段祺瑞对吴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定采取激烈手段，密令长江海军司令许建廷，率江防舰八艘，开往黄州，准备生擒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本是吴佩孚手下大将，但其时内迫于湖北“拒吴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断增加的压力，不敢以实力支持吴佩孚；但他亦决不会让许建廷在他的疆界内对吴佩孚动武。

因此，暗中通了消息；恰好与吴佩孚化敌为友的湖南督军赵恒惕来了一个电报，邀他到湖南休养；吴佩孚穷无所归，感于赵恒惕的义气，决定应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来吴佩孚帮过赵恒惕，实在也是帮了湖南人一个大忙，当段祺瑞大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路。第二路总司令，领兵讨伐南方进军湖南时，只有吴佩孚的第三师打得最好，长驱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经羊楼司占领了岳州，一直屯军在此。

其时，北洋军系直皖两系的分裂，正在扩大，徐树铮的跋扈，以及“安福国会”的把持，使得原属于冯国璋系统的“长江三督”及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再加上直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以明反徐树铮，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联盟；不久又因为段祺瑞派他的内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原来的督军，旧淮军系统的赵倜不愿让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八省的督军，及其他重要人物，因为段祺瑞的资格与地位，对他都还保持着一份适度的尊敬。但自视极高的吴佩孚，却没有将他看在眼里，首先发难，以通电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接下来要求撤防回北。

这时的湖甫督军是直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是安徽霍邱人，据说是前清捻军将领张总愚之后，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尧舜禹汤命名，但行为却如桀纣。直军中第七师以军纪坏出名；而又以驻扎长沙的一旅为坏中之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恨之刺骨“驱张运动”一直不断，文的向北京政府呼吁；武的组织湘军进迫，但都动不了张敬尧。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两千万；他部下有七万人，胡作非为，搞的钱更是不计其数。湖南人欲哭无泪，相形之下，觉得驻扎在岳州、衡阳一带的吴佩孚的第三师，虽然也是直军，却可爱得多了。

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获得湖北督军王占元资助了六十万元的开拔费，决定撤军北归。表面上请湖南督军张敬尧来接防；实际上他跟湘军前敌总指挥赵恒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将防区移交给湘军，当然，这要靠湘军自己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