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下恳为尊中丞郡太君得拜封爵邑，连表乞归侍，其诚切动人如此，所以能坚奉明天子，以首出其政耶。由此言之，岂一楼而已乎？且公用孝资忠，用义发勇，其壮烈声又岂鼓角足配乎？安可但记一楼而遗他事乎？”众曰：“然则何如而可？”进谭者曰：“吾闻古人以玉况德，以器铭功。岂玉足况，器足铭耶，盖借玉为喻因器而尽铭他善。今傥告文人，请借鼓角以况公心，而因记楼尽述公之功行可乎？”咸曰“善”　然健于笔者得不能写，是当缓以俟之。积月而史官尚书司封郎中李？奚自淮楚趋阙驿泗，于是郡从事张信与同僚及将吏等，磨石濡笔，且以众志白于公，请？奚为记，？奚不敢辞，即所闻实书于石。于戏！楼以中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成，以其年九月三十日书。　反五等六代论　魏曹元首《六代论》称“夏殷周与人共治，历世数十，秦王独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抵非秦废五等之爵，置郡县之官，至晋陆士衡著《五等论》，陈八代秦汉兴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自秦汉。”以为“周制万邦思治，群后图身。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垂后嗣。秦弃道任术，颠沛之衅，实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痛于陵夷。欲权其多福，取其小祸，总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县，徒苟救于疾颠，而未免于陵夷也。譬犹医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岂谓知经脉药石之本，决存亡祸福之机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敢无通论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长，说郡县之短。元首则言五等藩卫，引春秋勤王之事以为证，欲使秦人割裂州国，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士衡又谓五等之国为已土，众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为己思治。郡县之长，进趋之情锐，安人之誉迟，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损实事以养名，故为利图物。以为诸侯享食茅土，万国受世及，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说也。　夫春秋之时，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则以正王室为事，故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外虽诈忠以邀名，内实包藏祸心以图神器。此老子所谓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也，岂所以为藩卫哉？所谓为已思治者，诚忧其国伤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国不富兵不强，则未出于伤病也。若富国强兵，疆陵弱，众暴寡，蹙而为九，并而为七，是岂非古制耶？故知虽少其力犹益也，比身臂则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诸侯之土，变易者也。向使臂指能变而为大小，于身又乌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计于大小强弱，皆得擅权独断，自有卿相，恣之则不逊，削之则怨，陵夷逆节，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夫土狭既不免逆，岂过正境土者之灾耶？假令小制七国，则反有迟速者之小异耳。岂知郡县之主，权弱势轻，跨有千里，负阻山峤，奸谋未毕，而身已迁代。然而强兵练甲，足以御四夷之患人徒租税，足以满家国之急，则未必无土崩之事。而秦汉俱败，岂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败于委政赵高，诛夷宗族，西汉则王氏擅朝，排摈宗室，后汉则阉竖执衡，孤立于上。此乃灭君亲臣强之殃，而非郡县之失也。设有侯伯之国，则亦助乱而已，焉足赖哉？由是观之，五等与郡县，其利害相去远矣。向使早觉悟，废五等世及之法，立郡县可制上之符，以矫周枉，威灵不假于臣下。及刑戮强兵耶（疑）则必修文武之业，设霸王之术。设业固则帝位危矣，虽各安其国，置天子于何地？岂可以为思治哉？　今郡县或侵百姓，损实事，然而升降黜陟，在于一人。比之侯伯，固不为大患也。又且奉京师之法，禀宰辅之威，虽职官迁转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鲁作邱甲，晋立六军，郑铸刑书，如此者实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国土，非爱事身与子孙也。安与不安，在于立教化，正法令。国虽一姓，而法已万变，岂所以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陆之论，所谓藩卫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祸乱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则焉有不为患也？昔汉有吴楚七国之患，元首乃惩之于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引贾谊之言，欲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海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事。士衡亦谓汉大启侯王，境土逾溢，以七国为过正之灾。若然者，则班固《汉书》赞言周制千八百国，《戴记》分天下为九州二百一十国，则千八百九十国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为褊小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