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于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谓千年一圣，五百年一贤者，才难不其然乎！夫唯圣人，方体全德，贤之为目，犹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弥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备，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禀之性，则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材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无非大贤，然犹各任所能，不务兼备。故《尚书》序尧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逾一职。用能平九土，播百谷，敷五教，序五刑，礼乐兴和，蛮夷率有，洎鸟兽鱼鳖，亦罔不宁。盖由举得其人，任得其所，鉴择付授，审之于初，不求责于力分之外，不沮挠于局守之内，是以事极其理，人尽其材，君垂拱于上，臣济美于下，功焯当代，名施无穷。及其失也，则升降任情，首一异趣，使人不量其器，与人不由其诚。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责望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思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此所谓取舍违理之患也。　今之议者多曰：“内外庶官，久于其任。”又曰：“官无其任则阙之。”是皆诵老生之常谈，而不推时变；守旧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聪明，以挠理化。古者人风既朴，官号未多，但别愚贤，匪论资序。不责人以朝夕之效，不计事于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B14A]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则必俟九年，方有进退。然其所进者，或自侧微，而纳于百揆，虽久于任，复何病哉！汉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迁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为九卿，从九卿即迁为亚相、相国。是乃从六百石史而至台辅其间所历者三四转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渐多，列级逾密，今县邑有七等之异，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谓省郎，即有前中后行郎中员外五等之殊；并称谏官，则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三等之别。洎诸台寺，率类于斯，悉有常资，各须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载为期，是宜高位常苦于乏人，下寮每嗟于白首。三代为理，损益不同，岂必乐于变易哉？盖时势有不得已也。至如鲧？洪水，绩用靡成，犹终九年，然后殛窜。后代设有如鲧之比者，岂复能九年而始行罚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罚欲速，而进官欲迟，以此为稽古之方，是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顷者臣因奏事，论及内外序迁，陛下乃言：“旧例居官岁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书少监，一任经十馀年。”董晋将顺睿情，遂奏云：“臣于大历中，曾任祠部、司勋二郎中，各经六考。”陛下之意，颇为宜然。以臣？愚，实有偏见。凡徵旧例，须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于旧例之内，是有舛驳之异哉！先圣之初，权臣用事，其于除授，类多徇情，有一月屡迁，有积年不转。迨至中岁，君臣构嫌，姑务优柔，百事凝滞，其于选授，尤所艰难。始以颇僻失平，继以疑阻成否，至使彝伦阙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惩，易足为法？夫？才取吏，有三术焉：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如此则高课者骤升，无庸者亟退，其馀绩非出类，守不败官，则循以常资，约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滞，庶品有伦，参酌古今，此为中道。而议者暗于通理，一？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诵老生之常谈，而不推时变者乎？夫列位分官，缉熙帝载，匪唯应务，兼亦养才。是以职事虽有小大闲剧之殊，而俱不可旷缺者，盖备于时而用耳。故《记》曰：“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唯经邦赞国之任，则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记》曰：“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议者昧于明徵，一？但曰官无其人则阙，得非守旧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内外群官，考深合转，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须且借留，或谓其未著功劳，何用数改。是乃循默者既以无闻而不进，著课者又有成绩而见淹，虽能否或差，而沈滞无异。人之从宦，积小成高，至于内列朝行，外登郡守，其于更历，多已长年。孜孜慎修，计日思进，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顾怀生涯，能不兴叹？殊异登延之义，且乖劝励之方。夫长吏数迁，固非理道，居官过久，亦有弊生。何者？时俗长情，乐新厌旧，有始卒者，其唯圣人；降及中才，罕能无变，基始也砥励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无不亏，张无不弛，天地神化，且难常全，人之所为，安得皆当？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铢铢而称，至钧必谬。莅职既久，宁无咎愆？或为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纠，偶以一跌，尽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终，能名中缺，岂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于斯乎！故圣人爱人之才，虑事之弊，采其英华而使之，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