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斯须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而赞扬圣君，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周宣中兴之贤主也，吉甫文武之贤臣也，以贤臣而歌诵贤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谓人之行巳，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是为君子；遂非则其恶弥积，斯谓小人。故闻义能徙者，常情之所难，从谏勿？弗者，圣人之所尚。至于赞扬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过不吝为言，或以有阙能补为美。中古巳降，淳风浸微，臣既尚谀，君亦自圣。掩盛德而行小道，于是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之态兴矣。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谮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为害斯甚。　太宗文皇帝挺秀干古，清明在躬，再恢圣谟，一流汉弊，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争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将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B14A]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齐尧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滞习俗之凡见，闻过则羞巳之短，纳谏又畏人之知，虽有求理之心，必无济代之效，虽有悔过之意，必无从谏之名。此则听纳之实不殊，隐见之情小异，其于损益之际，已有若此相悬，又况不及中才，师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谏，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躬行仁义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为休烈耿光，可谓盛极矣。然而人到于今称咏，以为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谓“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者，臣以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伏愿以贞观故事为楷模，使太宗风烈，重光于圣代，恐不可谓此为归过，而阻绝直言之路也。臣闻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无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既偏则听言而不考其实，由是有过当之言；疑既甚则虽实而不听其言，于是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其可弃之人。斯并苟纵私怀，不稽皇极，于以亏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轻，乃圣人之所重，图远者先验于近，务大者必慎于微，将在博采而审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者，臣窃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尽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读史书，见乱多理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此三者，牙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