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小事，自所未免，上为下效，理必然也。　理狱听谏疏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宏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欲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理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泯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汉五刑也。　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麴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艹豆}麦也，变化云为，枉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已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川中之鱼，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故《体论》云：“夫淫？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雠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