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以为方以智至庐山后，即挂单归宗寺，引施愚山《初至归宗寺同药公作》诗为证。此则不然，方以智归宗寺不过暂驻而已，旋即还里。其时在顺治九年之冬，侯方域与方密之书，一则曰：“往在昆陵，陈定生私以问仆云：‘密之之还，何也。’”侯方域访陈贞慧于宜兴在是年冬天，年内还家。而此时陈已知方还里，则计途程，不可能在归宗寺久驻。再则曰：“归雪苑，遇何次德，为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与侯相会于商丘，而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更为方以智已归桐城的确证。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独于此节疏忽？当是为《清史稿》所误。《清史稿-方以智传》“其闭关坐时也”云云，已见前引。而此传实采自其昶《桐城耆旧传》，原文为“先生闭关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因为“坐”或作“座”原为禅门用语之一，讲经说法，例必坐，虽落一“寺”字，文义依旧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过。

：旬日始别者，非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两人“从平乐经江西而归”同游庐山后，施北上回京复命，方则东归桐城。

：序中着一“闻”字，显见得方以智在坐寺，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测度，方以智既已家，无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后，亦必择一古刹挂单，还家一谒老父，嘱咐妻尽心侍养，旋即飘然远引，止于金陵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殆即在梧州之云盖寺。”

一、施愚山《无可大师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经苍梧…至匡庐同游五老、三垒间，旬日始别。”

二、归桐城未几，即去金陵，在座寺坐关。侯方域《与方密之书》，自在宜兴时，即闻方“止于坐寺”又送《何归金陵序》末有语：“今闻于生寺为僧，何归，试以语之。”此何，亦为侯方域“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方以智家后无常名，称“无可”、称“五老”、称“药地”、称“墨历”此非好奇，亦是避逻者耳目。“药公”乃愚山对方的尊称，浮山则为桐城的别名。

方以智于顺治九年南归，其最初托迹之，于考定其生平殊有关系。余著《方以智晚节考》，以为有自平乐归后，即在匡庐挂锡，其实不然，已如前述。为补余著之疏，一步略考方南归后初期的行踪如下：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净居寺，死于康熙十年，历来皆不知其死因。邓石如辑《清诗记事初编》，叙方以智次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方以智晚年逃禅，虽示不仕清的决心，亦以俗缘未断，只觉君亲两不可负。至于对恢复明室，经过弘光、永历两个年号，实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说是“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亦颇有商榷的余地。

“以智晚年住持庐陵县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粤，卒于中…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历二年，经皖、赣、粤三省，赖周亮工营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获释。究为何事，一字未及。”

侯方域所说的“坐寺”应为“座寺”以《送何归金陵序》证之，此寺确在金陵。但查《嘉庆一统志》、《清凉山志》，以及《实用佛学辞典》，均无此寺。但《僧传》有慧者，驻锡“京师座寺”卒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师即金陵，原来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刹，至清犹存，应该亦是有名的丛林，熟于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决其必非天界寺，因为天界寺建于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