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辛卯（顺治八年）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文）》。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治五帝三王之民，而废五帝三王之礼，是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赠陈郎序》又记：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一陈——犹如复社两张一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京。“我本淮南旧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了清朝的国监祭酒。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在吴梅村复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金陵。一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南京兵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士，而侯方域已决心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汉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是吴梅村的复。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与有旧，且应之于内。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无家，扁舟短棹，措此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大力，陈贞慧得以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一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乙酉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之祖若父，暨之，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一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一时诏诰书檄，多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或曰：‘然则既以悔名其集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