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情。茶有一经真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东冶传钩党，弟南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为“添注兵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素蟒的“灵”或者于此。素蟒亦可能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置短枕，虎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如此。

“宋中”典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番”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险，而东林、复社诸君断断于门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见地，颇有意味：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而肯为之如此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难保，何以如此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士英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