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给事中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手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自亦为魏忠贤所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敬死孝”一为魏大中次，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手、镇抚司许显纯，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字敬，名学伊“号恸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叶向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合，借为约束。向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贡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敬死孝；崇祯改元，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钦定逆案。时氛上江，安、池诸绅皆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一茕茕就试，传怀宁甘心焉。

：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