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者，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后是非谁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则韩思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的“兄弟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创造法律，说韩思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文将中国的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理为准则，不必法律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