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儒，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护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枝笔，一锭墨。王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