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他又想到素娘警告之事“李六可恶！”他不知不觉在心里骂了一句；而李六为恶，是倚仗他叔叔李林甫的势力，联想到这里，郁愤发，急待一吐。

当然，应该听大家说话的人，也知读书人不能不说话，但是他们所喜听的是歌功颂德的话；自己错了事，不但不愿别人责难，还希望别人给他鼓励，这不太可笑？

“素娘跟你说些什么？”

但就在那情绪激动之际，他也没忘了他开笔作文时业师给他的训诲，持论要大公无私，不可夹杂个人的恩怨。怕多言贾祸而不敢批评和愤于李六对韦庆度将有所不利而攻击李林甫，在态度上都是有偏失的。

于是，他的全篇的构思，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第一段，提“得人则治”的观；第二段，征引大唐开国以来贤相的治绩以支持他的观；第三段，用反笔一层申论，如果小人在位，蔽欺天，下情不能上达，上意不能下宣，政风败坏，粉饰升平，以致闾里之间，则心非，则巷议，则不但无以黎庶望治之心，而且辜负了圣明擢之恩；然后，产生最后一段结论：治无他，亲贤远佞，慎选才德兼备，度恢宏，能持大而又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来掌国柄而已。

左思右想，委决不下；时已近午，他决定先去吃了饭再说。

他告诉韦庆度不必担心，经义两策，已经完成；时务之题，亦有了腹稿，有一下午的工夫，便可卷。但他为韦庆度所担心的——李六将不利于他的消息，却踌躇着不敢。

才思捷的郑徽，不但已想好了“治”一策的大意，甚至腹稿都有了；但下笔的时候，他却又不免踌躇。

他知，如果他的文字有可取之，必将传去；传到李林甫耳中，必将恼恨、报复。这是一场私试并无实质的利益，而多言可能贾祸，然则徒逞之快，岂非太不聪明？

可是他的犹豫的态度，已引起了韦庆度的怀疑。

“回再谈。”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告诉你一句话，素娘对你，仁至义尽。”

在笑声中，郑徽一时难于启的话，算是糊糊混过去了。两人匆匆果腹，重新闱。郑徽先把“民生疾苦”和“税法”两问答好，剩下“治”一策，重作考虑。

“定谟，跟我老实说吧！”

但他又不甘于缄默，这样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好机会，要封住嘴不说话，有如骨鲠在那样叫人到不舒服。

为臣时的愤慨，也想起了他父亲前年自京师述职回常州，说起李林甫专权，在他觐见皇帝之先，威胁他报喜不报忧时的叹！

郑徽心想：无论如何，自己不能可耻、可笑的事！

韦庆度问到这上面来了，他不能不作一答复。想了半天，觉得还是暂且不要说破的好。

走到廊下，与韦庆度劈面相遇，两人站住脚谈。彼此都关心着对方，韦庆度关心他白白耽误了时间，五策问怕不能如限卷；即使赶了来，也怕没有从容推敲的时间，不够彩。

“你这好像是在骂我不仁不义？”韦庆度朗的笑了。

因此，他又冷静下来，就事论事去细想。儒家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而批评时政只不过履行这份责任的最起码的一些工作。人，生来就有为自己的利害说话的权利，但所要说的话能够合理动听，能够让应该听的人听得到，就非得有人代言不可——而这个人当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有笔在手的人不替大家说话，是可耻的。

所踌躇的，只因为记起了“多书贾祸”这句话。对策的第三段虽用假设的语气，但明人一望而知，是在指斥李林甫；最后一段结论，正面立言而意在言外，也是指李林甫。大唐开国以来，天都有纳谏的雅量，甚至连武后亦不例外，这是国运所以隆盛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天如此，大臣自然也如此——可是，那是在魏征的时代，宋的时代，张九龄的时代，而现在是李林甫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