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占领押当］与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没有做出来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总还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意志做事的情调。而资本主义牵涉私人财产权，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判别得明白，所以司法权成为有效的工具，它有试验性质，也能积少成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释尤其使我们不会忘记这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间的联系。

我们再看英伦银行的组织，更相信布罗代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它能与国家互相印证的真谛。1694年银行的股东，以英皇和皇后领头，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无例外的”都是伦敦商人，他们宗教的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所凑集的资本，不是现金，而是由于他们供应政府的军需，所得财政部的收据(tally)和存在银匠店里的金银，由银匠所发的收据。他们把这些资本，共一百二十万镑，贷与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关税和酒税作担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远继续地借下去。而且有了这样的保障，英伦银行虽为私人资本，却可以发行钞票，也达一百二十万镑之数。银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钞票流通于市面，也就是一举两得，在贷与政府及放款于民间，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 inflation)的开始在这题目最有用的参考，乃是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二十万镑到弗兰德斯去接济与法国作战的英军。这并不是开一张汇票，让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Duke of Marl波肉gh，是第二次大战时首相丘吉尔的祖先)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五分行，国际的信用也尚未开始组织。事实上的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丘吉尔军中去，筹款的职员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一听说伦敦商人都站在英军后面，也把他们能够控制的资金，放贷于组织战事的丘吉尔。所以英国的打败法国，是有北欧、南欧的财政支持。这中间一段的活动，也使国际信用的组织具体化，而英国又采取了主动地位。

信用膨胀也同样在继续之中，一方面因为在大陆上的战争，英国的支出从1702年的每年五百万镑，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万镑。英国的国债在同时期中由一千三百万镑增加到三千六百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地在扩充Giuseppi，p35；P盙盡盌ickson盩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盫I，p285。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胀，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