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pp49-92。注意卜德提出中国的封建只有先秦的一段。魏晋南北朝间虽有若干封建因素，已不成为封建制度。又可参考笔者所著《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载于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内中也有明代社会非封建的分析。。朱明王朝在经济方面退缩收敛，但是政治上仍变本加厉地行中央集权。说到这里，我更要提及上述天候地理因素。朱明王朝也都与它们有关。我们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劈头第一页第一段就看到元至正四年，即1344年，淮河流域的旱灾蝗灾加上瘟疫就是给朱元璋创造大明帝国的一种机会。我们提到治水的重要，而元朝末年贾鲁在黄陵岗修筑黄河动员大量河工，又没有适当的供应，就酿成元末群雄起义的可能。而蒙古色目人歧视汉人，也是给汉人反抗的一种动机。归根结底，则游牧民族军事的组织强迫中国政治体系做相似的一元化。地理的因素决定历史，虽未直接言明，这是中国二十四史的一贯要旨。

然则今日我们读明史及二十四史，却不可能继续这种要旨，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广大的帝国，以 “黎民不饥不寒”“七十者可以食肉”等低水准平等思想作基础，已经无法维持。五四运动之后，我们更已经看出传统单元的组织，早已使中国在人文上也赶不上时代。这给研究历史的人士，尤其是我们研究明史的人士还有一个更大的警觉。则是我们必须了解西欧经济发展的经过，这也是我将提及的第三点。

第三，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及所谓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这更给明代史一种特殊的意义。

1972 年夏天，我去英国剑桥逗留一年，协助李约瑟博士(Dr盝oseph Needham)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他一见面，就嘱咐我注意以上四件事情相互关联之处，我至今还觉得在这里他的见解有独到的地方可是这篇文章不在与李博士合作范围之内，作者必须申明，文责自负。。

欧美社会因为科技发达，分工繁复，所以说某些问题是经济问题，某些问题是社会问题，还讲得通，可是要用这种大学堂里分工合作的办法(collegiate division of la波r)去分析历史上很多大问题，就容易费力而不讨好。比如中国的“食货”二字，它代表的是经济思想还是政府的法制？还是与政治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 就很难解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阐述何以中国的单元社会不能成为多元社会的原因。在还没有综合比较之前，阐明事理的人就先采取多元的立场，当然容易将因果关系前后倒置。李约瑟认为以上四件事相互关联，也就是利用“超过学院门系”(inter-disciplinary)的办法，去直接检讨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