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有创造能力，无可置疑。官僚主义虽为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况且我们批判一制度，也要着重其时间。中国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才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唐宋之前，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造成统一的局面，首先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我们今日批判官僚主义，针对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为这想法在“了解”(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上无中生有，淆黑白，是非不明，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神伟大。指责之余，却无意非论德，或否认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后者已与康德所谓“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

克思在《资本论》卷二“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用C-M-C公式，讲述资本家必以C(即商品com摸dity)换为M(即货币摸ney)。如是川不息中，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地发展。

所以讲来讲去，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货币也须支持)，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则是整个国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即是政府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这绝对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德观念。

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克思虽不同意这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本主义，必须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地通行，于是资金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活动范围。以上以英文简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个条件，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学家，故能小细；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足以包尘世的矛盾。笔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从小着手，也带唯观，平日作文以客观为主。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的文章后，破例效法李公风度，一方面遥祝其“寿比南山”一方面胆敢作个人、主观、激的结论：

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有两意义：一即是显示以上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去过远，中国传统社会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仅可在局；其重要关，则在创造。

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见上列28页注②。。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全人类的富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