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典。

余外，各实录叙事有详简，着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赋税粮数额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视为文。而是指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官僚作风追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图表一永乐年间

(A)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单位：百万石）：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1965)，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糊不明之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1974)，页135。现收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