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多，也有记入西文资料中者。。其实当时户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银在北京收受者，不过四百万两左右。这二千四百万两数目之庞大，即有蹊跷。如果读者细阅《明史·沈一贯传》，即可见：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明史》(中华书局1974标点本)。。其故事重点在“以困之”三个字。当时户部无此庞大之款项，万历亦无意动用此庞大之款项。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自己属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要挟。站在廷臣这一方面的，还有户部尚书杨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内，死于任所。廷臣报告皇帝，即称“本官亦因之而毙”《神宗实录》(台北，1966影印本)，页6207。。可见问题在于君臣不和，而非罄国库数年收入为皇室一朝花费。此白银亦未缴拨。

后来万历屈于众议，立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建藩府于洛阳。皇帝手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田四百万亩，为数千万人民衣食的来源，其拨为一人家业，确有封建制度的趋向。如果此事属实，则若干历史家称明代为封建，不容置辩。

可是福王如领有此庞大的产业，势必按照封建制度的办法，将其领域实行“次层封建”裂土封茅地给予亲信掌握，并以遗传的方式，使巡视庄园者即为武士，才能永保无虞。事既如此，则私人财产以私人军队巡卫。李自成造反时，福王麾下必有组织的抵抗，决不会无声无响，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资料，访查真迹。其实万历指派四万顷，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万历自己就减为二万顷，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辞”而真正的问题，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缘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以后数世纪后，开垦之地称为“白地”其主权常有问题。地方官斟察之后抽税若干，既未并于一般田赋，也难说是官田的租金。山东亦因黄河改道，淹没后又变为干地而开垦的田土，情形亦复类是。湖广地形变化，开垦更多。昔日湖沼成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增进为良田的形势笔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据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土地的税收，纵未全部饱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开交代。皇帝也不直说，而总是漫天要价，责成这三省官员，在他们出进之间，每年以银四万六千两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员口称无田时，福王派人在河南侦查与地方冲突，事诚有之。但是将十多个县份的田土，划为一人的产业接管，则技术上亦不可能。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承认每年缴银三千六百五十九两。因之笔者估计，福王掌握极少数田土之外，所谓庄田，实为现金津贴，年入不过两万两《神宗实录》，页 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实情亦摘录于笔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为《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1985)。。虽说数目浩大，和四百万亩的田地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又崇祯时堵允锡奏疏称：湖广之“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今日仍有人摘此作为明代为封建社会的例证1979 年冬，笔者见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论纲》排版，页25，38，仍有这段记载。特与友人James Geiss君造访傅先生于旅舍，告知本页注③情事，但不知《论纲》出版时曾修正否。。其实堵允锡所称亩数，全无实据。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终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开河“无数字观念”清水泰次，《投献考》，载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1968)，页404。原文登载于1928年7月，《东亚经济研究》，12卷3号。亦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两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占为庄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逻征税，则满清入主，势必有极大的冲突，此亦与实际情形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