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言之，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的特殊创，当时罗帝国的遗泽犹存，若中央集制的机构，仍被后人袭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欧，他们也有他们落间的习惯制度，这两者在地域

，。像他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与著作家，又为皇家学会会员，竟在笔者一个无名小卒面前如此谦虚下怀，真令人叹赏无已。很多人学术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远，已经知过不改，一错就错到底，而且拒绝批评，还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作者于1972年于剑桥与李老博士面谈之后，才知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义”乃是于1940年间留华时期，据中国一般学者常用的名词袭用；有时也将此名词倒置称为“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 feudalism)。所称封建，也只涉及当日君主专制的背景，带有守旧及落后的意思。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先提此一系的存在，以待日后的研究搜索。并未附和若学者所谓人类历史无可避免的阶梯，尤未认为中国历史一定要和欧洲历史相提并论，也未曾预测封建这一名词，会在中国如此滥用。

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验愈丰富，则对自然法规的了解愈切。修改 verstand，亦即是增vernunft。《中国科学技术史》写至卷七，觉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词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书自创意至写作版，至今将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业已前后不同也。所以与其指责其为矛盾，则不如叹赏其为渊博，《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亘20世纪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的看法，不是永远传之孙，一成不变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时修正的作风，则下一代及下一世纪的读书人更可因此书而推陈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书与作者的伟大。我们之庆贺李公良辰，从此观发，则更能阐扬其意义之长远。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问世有期，而笔者觉得如在此时阐扬李老博士的立场，在学术界及版界必能引起领导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于1974，1975，1977，1978及 1980年间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联名发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保在研究全文结构及措辞用字的时候，亲临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说对李公的了解，较一般人为周密。可是这篇文字的写作，并未经李老博士同意，虽称悉李老旨意，仍是笔者窥测。所用资料也是笔者自己搜索，从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笔者专注的兴趣，不足以网罗李老的渊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献佛”寿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扬受贺者的成就，一方面则由作者加以局的创作，以代酒馔。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读者鉴之。

中国之封建制度，被译为feudal system，启始于日本学者，迄今已将近百年。当日译者对中国封建的设施已经糊不明，而对欧洲之feudal system不可能更有切的了解。因为欧洲feudal system之被称为feudal system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日学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组织的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定义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盰1956)，p1。而缕列这些特征，也要待许多专家如Carl Stephenson及Marc Bloch的多方考证，他们的著作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所以以前称中国社会为封建，或为feudal，都只有概括笼统的意思，未可作为定论。

1973 年，笔者尚在剑桥，前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盌erk Bodde)来访李老博士。(兹后卜德教授也择居于剑桥两年余，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有实质上的贡献。)他也曾对此封建及feudal一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论文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并参见卷内编者介绍。。他们商谈之后，李老博士已决定卷七不称“封建官僚主义”则另将创造新词。但是李老博士对笔者称，其为“官僚主义”则为确凿，已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