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助理经理说，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不用了，我宁愿马上走。他说，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我说，没必要。他说，没有恶意。我说，的确没有。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

当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

她问：“你被开除了？”

我点点头。

她来自底特律。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雇用、开除、找工作、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在中国，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她说是。怎么会？她是餐厅的女侍，一名客人走进来时，她正和同事说话，没有注意到。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你被开除了”？她说，没有，没有人会这么直接。他会等到下班时说：“麻烦明天不用来了”之类的。听起来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来。她语带厌恶，反驳说：“一点都不好笑。”她说，她破产后，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让她可以去买份《底特律新闻》(DetroitNews)看征人启事，找累了，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

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我是额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贺柏从厨师起家，现在已经有钱了，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如果餐厅人满为患，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充当女侍。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雷，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我来为你弹一曲。”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然后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说，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间。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你要点什么？”贺柏不但邀请我们，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夏天时，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放入一些冰块，用纸巾包着。我对老板说：“贺柏，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里面还放了冰块。我的房间现在很热。”贺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广告商。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