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后继续前。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完了。在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元中。我不知生锈的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的烟，当成补充的给。

在密西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约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摸f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方正，总着无边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以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此以后，他就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当炊事兵，帮忙削铃薯、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国顾问并不知，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捡拾木块或稻草当燃料。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涉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来说只反映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不过他可能认为我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情书刊。他以同样而有力的语调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狼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之。教授以惯有的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十字架、玫瑰窗、遗…”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在这两个例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国，三声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呼和一声倒彩。”

。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的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有外官的份，拿着红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西装，由外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的关系本就是一大败笔。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Feis)所揭，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China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China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信，无论在何情况下，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中国的无底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的作战队，更适宜接受国的补助。(简也是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化作战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

既然二十亿元的补助中，我也到了一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单是要维持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队。无论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偶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国顾问团的上校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他在指导哪里的队，也不知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迎。我还不如谈密西这一年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狼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国政府给他二十亿元，他却得一二净。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