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面军总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迎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拿着竹竿和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我们。

但是我一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他换上平民服装，搬一间从汉没收来的房里，偶尔才办公室一趟。无事可的我，学会了社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差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的一分，两个合而为一。他们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及森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发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系解、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他们的军官一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去搭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一小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车都着一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的四边画上四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迎。有一次，一位国手付钱给三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里，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手力充沛，如果说在国家和健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拳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