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的文字推陈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畅而有普及，所叙也不只古典。在1**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虽说康梁等人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而提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后亲信。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远，已由谭嗣同看。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王奕譞乃是光的儿。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被意志而好卖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他卖各人的原因乃是**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前后行动和秘密往之代价。

公元1**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大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见之纵，是以调当事人之人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文官失，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一步讲：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

义和团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德。这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者愿意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的累赘？他们难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