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和18世纪，应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④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