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④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