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裂的局面既不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在这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公元960年之，当时赵匡胤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短朝代——周的统军之将，他的军队宿营于陈桥驿（这地方是一座小市镇，距国都开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某一天凌晨他被下将士惊醒，他们以黄袍加在赵匡胤上就拥立为天。军士拥立的情事曾发生亍五代十国的时期，也曾在西方发生于罗帝国，可是赵匡胤与众不同。自唐代衰以来各地区人所发动的运动，当中非无联系与协定，有了赵匡胤才使其集结起来，最后使之构成一**集权的官僚政④治。全中国历史中再无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生。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替，现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裂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内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分摊。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照各之实情，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宋朝之兴起可视为对这挑战的一反应。以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地区首长已不断地提他们军队的素质，也不断加地区上财政的统治，但直至宋朝，才将他们归并统一起来。赵家王朝虽说在名义上仍号召大一统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民族国家作风。尤其在团结南方以对付北方时，它是站在一带竞争的立场上。

可是尽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半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他付的代价则意义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之地当作一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而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路。当时赋税之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输品，钱家在浙江大开利；王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调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队挑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级军官则成为首长的拜把兄弟或义。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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