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绅阶级、地方政府和**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