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