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生于1588年，亦即西班牙舰队征英失利之年。津大学后，被聘为贵族家弟的私人教师，因此有机会长期去欧洲大陆旅行，结识了天文学家伽俐略（Galileo）。内战爆发前夕，他经常在敦与当时的文人和哲学家讨论政治。他著的小册以抄本的方式行，内容与国王派及议会派的意见都不相同。内战期间他避祸法国，担任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在亡政府之中，霍市斯已因他的观而惹了不少是非。1651年，他的名著《灵》（Leviathan）在敦版，查理二世的随从认为此书在替克威尔平反，于是他又从黎逃回敦。此外，霍布斯更因他的无神论，得罪不少保守人士。

回英之后，霍布斯的兴趣趋向于科学及心理学，在这时候，他认识了发现血循环的哈维（Harvey）。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亦恢复他的地位。传说查理二世首先在敦街瞥见霍布斯，曾脱帽为礼，以后霍布斯得以自由廷，每年并得津贴100镑。终查理之世，霍布斯常受攻击，但国王始终护卫他，一面也劝阻他再版惹是非的著作。霍布斯1679年去世时已逾91岁，但死前数月仍版一关于英国内战的书籍，内中对国王派及议会派都有批评。

资本主义既要将所有权与雇佣构成一张大网，而且越越大，势必鼓励一般人在企业上取的神。霍布斯书中已经预先设下了这样一可能。他说：“在我看来，人类有一共通的趋向，他们总在无止境而不休歇地追求权力，至死方休。这也不仅是在现有之外，一定要找到更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必不能使之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掌握更多，就不能确信现有丰衣足的条件与能力已在自己掌握之中。”

哈灵顿所著《海洋国家》（TheCom摸nwealthofOceana）现于1656年，较《君王论》晚134年，其间西欧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尚未组织就绪。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两者之间对私人财产的置完全相反。前者盛时，土地完全不能买卖，后者则人类所有足以称为资产者（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及劳动者（包括劳心及劳力），都可以金钱为媒介互相换。其社会之组织既如此，则其国家之层机构也必有剧烈的改变。在英国，国王及议会和法掌握这些原则，则他们不可能不受冲击。同时，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堂掌握大批地产，又向人民收什一税。都铎王朝甚至没收寺院之财产，又将之卖，国王仍掌握国家大分财富，也仍由他以个人关系，对财政负责。至此这些现象仍存在，也无人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的全财富都能公平而自由的换。逮至斯图亚特王朝时，国王的收已靡不足，英国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才算成熟。可是这时候仍必须等到对国王名分（kingship）这一问题作法制的检讨后，才谈得上“实行新制”

考诸史实，西欧的国君在中世纪之前都可以算是由日耳曼酋领蜕变而成，也都经过选举程序，所以理论上也受各落习惯法限制。可是当中经过无数征战与世袭，以上的程序只能算民俗的传统（folkcustom）。封建制度展开之初，国王与其他领主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不过他们辖区四周有边区（marches）为衬托，所以地形较为固定，其独立的格也较为明显。他们和手下陪臣仍保有契约关系。可是在封建后期，他们的领域已缩小许多。如11世纪法国国王之领域不及今日法国1／10。西班牙亚拉冈（Aragon）国王之领域不及今日西班牙1／5。英国国王领域虽较为广阔，在名义上又是法国国王之陪臣，但也缩减许多。今日德国境内则有五个公爵乘神圣罗帝国衰退之际自立为王，其辖境至此亦更为窄隘。在这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基督教成为团结西方的一外在力量。难怪教皇和教皇派的理论家大力提倡教堂也掌握着一分世俗权力，甚至鼓上帝将一切权力授予教皇，教堂的法律于世俗的法律。人世间的权威，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也应当受教廷的整饬。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到英格兰任英格兰国王的时候，这国王名位的观念已经陷于一个危险的分歧。理论家可以追溯到约1000年前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也可以站在中世纪的立场，认为皇权经过教会的庇护，或可效法现代作家的理论，从文艺复兴以后对自然法规的新看法认为民族国家的元首可以本能力打开局面。詹姆士还享有另一特权，同时也担负着一特殊负担：他是英格兰王，同时也兼任英格兰教会的最首长。

霍布斯认为人都是机械造成的，所以品格相同，容量上也相等。所谓容量相等，乃是适应环境时，其低上下不足以发生致命伤。他说：“自然把人的与脑构造得如此的相等，那么纵使有时候某个人的比另一个人明显地较健，或者脑比另一人较捷，可是瞻望全局，这差异并不如是的了不得。这不是一个人即可以倚着特殊地位自居，另一个人则无可何如。即算格不同，其最弱者或用秘密之巧计，或结合其他弱者——他们也同危境——仍可置最者于死地。”

在清教徒酝酿生变之际，詹姆士尚在提倡君权神授说，自称“国王是神在人世间带着呼的翻版”可谓不识时宜。他自己虽得天寿而终，他儿查理一世终至首异。可是17世纪的时代背景使詹姆士相信如此才是克尽厥职。因为他的王位得自祖先的努力和自己的世袭。在当时战胜取得的或血统上的继承都是神授。可是查理战败被俘受审的时候，克威尔的特别法援引一完全不同的理论：被告查理·斯图亚特，仍称英格兰王，他的罪名则为叛国，因为他只被“赋以有限的权威”而径自扩大为“无限制的权威”看样，仍是以封建制度的契约关系（contractualrelationship）作为理论之本。

将基雅弗利的思想直接引用于资本主义，有令人之麦克佛逊（C.B.MacPherson）。他的书指《君王论》的作者已经接受意大利之城市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之主要分，他们的本钱为动产。麦氏更指，一到17世纪英国之哈灵顿（JamesHarrington）（详下），则认为封建制之外领有土地的乡绅（gentry）也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更将不动产带资本主义制之内。

霍布斯《灵》

领主直接控制，市民有自治权，内的理以工商业的规条作基础，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趋向，基雅弗利调这些自由城市的理想城市的理想状态，已经替日后资本主义奠立基础，只是他没有料到，这样自由城市的规模日后甚至扩大而为现代国家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不仅发展而行于乡村，更推广而行于神圣罗帝国的领域中。

霍布斯之书虽多，但无一留传久远如《灵》。此书所指的灵即是国家，它是一个“虚构之人”（artificialman）。作者从人之生理、心理状态说起。自觉、想象、判断讲到激情；又从思想、决心、举止讲到宗教。骤看起来，这与中国政治哲学家所标榜的“格、致知、诚意、正心、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相似。可是中国哲学家自始就揭扬一个“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的“理人”的观念，霍布斯则诉诸现实。他说：“一件品运转于人之耳目，产生形态，如果运转是多方的，即产生多方的形态。”又说：“好坏于人之憎，相对于使用此等字之人而变，并没有它们本的绝对。”其实与憎也是不同的运动，则向之亲近，憎则离避。这样说来，世间没有理之好坏，只有接近或远离的运动。如此一来，人类之觉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之移转位置（displacementof波diesrelativetooneanother）。因此政治基于心理，心理基于理，理基于几何。这观表示霍布斯对科学的兴趣，所有的原理都有先一步的原理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已看透17世纪中叶的英国，所有过去的政治理论都不合时宜。与其搜索历史的据，削足适履地自圆其说，不如改弦更张另创天地，先把人当一个机械。他采取的立场是科学的唯论，也全用演绎法。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里行得通，必待其信用制度受到司法权之保障，然后其低层结构里各事自由换的情形才不受影响，所以麦氏之说法仍值得商榷。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我们怕这名词广泛的使用，不能保全其为一组织和一运动之特。如果这名词失去其整，势必在中外古今间牵扯上更多不相关联之事，既不容易在其本上检讨，也难能与中国历史作有意义的衔接。但是诚有如麦克佛逊所提示，基雅弗利和哈灵顿的著作都有归纳于资本主义的趋向，前者着重于工商业之财富，后者将农业上之财富一并牵。

这想象中的无政府状态“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仍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因为在这初民的状态里，公众的权力还没有产生，既无政府，则无法律，既无法治，即谈不上公平。在作战的情形下，只有力量和欺诈才能算数。可是其后果是：“在此条件之下不能产生工业，因为成果无保障，于是世界上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通，也没有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也没有运输工，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法产生关于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无术、无文学、无社会。最可怕的则是无边际的恐惧，和凶死的危险，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龊、暴又短暂。”

如果完全不理会英国人尊重法制的传统，我们可以说这判决无非加之罪，何患无辞。即算同情特别法，读史者也会觉得，弑君派（regicides）采取革命行动时应当公布其革命的立场。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我们再读霍布斯之书，比较能够看思想界的来龙去脉。

可是这侵略的后果，也临到侵略者自己上。“如此，人类发现与旁人结毫无好，只有无端的苦恼，因为没有什么权力能使所有人驯服畏惧。”

人类的历史真的经过如此的一个阶段？为什么没有如此的记载？我们如果提这样的问题，可谓没有掌握霍布斯的用意。他的全盘设计，可以说就是要否定历史经验。17世纪英国的纷，归究底于社会之展突于历史之外，以致无成例可援。国王之作风固然违法，议会里的长老会派和克威尔军中的独立

十七世纪的英国——百家争鸣之背景

《灵》用理学上“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原则解释人类的心理。“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趋向既已成为一运动，就不可遏止。霍布斯的理论主动而不主静，这已经和中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认为所有数目字都应当一成不变有大的差距。所以霍布斯纵不知资本主义为何，他笔下已先得资本主义的神。

这品格相同、容量相等之人，替日后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结构中各因素可以自由换的原则奠立基础。当中没有封建威权独霸，以武装作陪衬，也没有如唯心论者先用人之贤愚不肖作背景。有些历史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思想适用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目的”

因为如此，这样的初民经常于一个危险不安的状态中。既然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力量，势必抱着同样的希望，也在追求同样的事，而都不打算适可而止，如是只能彼此竞争、互相猜忌，有时引起虚荣作祟。他们首先就打算侵犯劳人、使用暴力，达到夺取的目的，使自己成为旁人之主宰，驱使旁人人、妻儿女、牲畜。又要掌握既得，又要保卫自己之声名，常因一言不合，一笑不当，一句轻蔑的话犯他们亲戚朋友，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而成为死对。写到这里，霍布斯还不肯指斥以上所述之人为坏人，所之事为坏事。他还在轻描淡写地提：“如此以统治权凌驾于旁人之上的作法，既为人继续生存之所必需，那就应当听任之”

这理论虽在中世纪后期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教皇占上风，却无法构成永远的制。以后货币之使用广泛展开，职业军人替代传统武士，巡回审案的法官与其随员都成了有薪给的官僚，各国国王拓土愈大，朝代国家反而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14世纪意大利人西里奥（MarsillioofPadua）已经在他所著的小册里勾画一个全能现代国家的廓。他所谓的政教分离，是提倡一新制，推翻中世纪的作风。他以为，僧侣只有传教的功用，只算是国家内的成员，各权力之源则为人民。丁·路德之宗教改革，也带着一些民族主义的格。如他在1520年印发的小册，称《致日耳曼贵族书》（英译为AddresstotheChristianNobilityoftheGermanNation），呼吁德国境内宗教之事应由德国人作主。16世纪末季，更有法国理论家波丹（JeanBodin）。他所想象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家元首的力量作基础，在不违背自然法规和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条件下，可以立法改变社会风俗，以往成例则不足以桎梏新规模。这样，国家元首统率的臣民可以奉不同之宗教，使用不同之语言（迄至路易十四时，法国人不能谓之均今日之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