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所谓“终产业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即使如此，土地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有此抄本，即以为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entry|fine），要不则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义务有大有小，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们一般缺乏安全，是内战前后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既为封建制度，其政权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产也不能随意变卖。但在中世纪，很多人利用技术上的漏，脱离此束缚。名义上不售，卖方仍自称领主，而将土地“封”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也可以算数。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com摸nlaw）的法“用虚构的事堆在虚构的事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离失所，成为社会动的主因。因为圈地取消公地（com摸n），小民失去牧场，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经营，只好低价卖与大地主，所圈之地全改为牧场，又减少劳力之需要，引起失业问题。但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为农民自动发起，从农场改为牧场和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形都有。还有圈地之后，用木构成树篱，增加排沟，改变地形，并不减少工作，还需要更多劳力。总之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17、18、19世纪，到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封邑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糊不清，佃又将土地分割遗传，而习惯法只承认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封邑之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也找不到承佃人。固定收生活之地主早已不敷。此时尚有投机的地主和官经商的地主在混之中得利，成为新的乡绅阶级（gentry）。

以上各迹象显示，英国在17世纪初期所遇的困难固然可以视作一法制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已化，法制未能赶上，引起脱序现象。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早已经超过这样的概说。其牵涉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辖社会型的本质。在这情形之下，英国之16、17世纪与中国之19、20世纪有其相似之。上层人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其发展超当事人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而且其争端还掺杂着很多宗教彩。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也是社会陷于混的一个原因。习惯法的成例，农作只能通过设定的市场以“公平价格”卖，不得私自易，市场的组织不能重复。此时城市人激增，如敦自1500年至1600年自60000增至20余万，40年后再增一倍，其供应关系与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纪的动商人（wayward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经济的沟通有相当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习惯法原为封建社会的产，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没有适当的程序置动产，在继承人典当后则将产业付贷方（摸rtgagee），借方（摸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破产与保险当然都谈不上，即是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实际亏本，因违约而丧失的机缘则不能算数，而且诉讼的时期往往很长，动辄10年。另外，社会对动商人仍相当歧视。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农作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涨4倍至6倍，而且上涨趋势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权与租赁关系复杂，此时地产之经营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农场百年之内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则全未增加。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除了耕作人用之外，大分维持了有关人各别的社会地位，很少的人用商业换的方式谋利。这情形在都铎王朝已经改变，至斯图亚特王朝变化更大。因为这国家已逐渐从自然经济展为金经济。

在这情形之下，最好把视界放宽，首先承认人类是一宗教的动。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广义的宗教，包括有形与无形的组织，世与世的思想，只要它笼括着人生最后之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导引来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不妨以宗教视之。即是一尚的革命思想或一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它凝聚于一个“最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引一分民众的力量，即不失其为广义之宗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格，后来读书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习惯也是一宗教。我也记起中国内地，民间在房屋阶檐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即已是民国二十多年，祀奉未绝。成婚时男方仍用红纸大书“文王典礼”丧事虽用佛教仪节，其“披麻带孝”仍是专制时代的规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因财政困难而召开议会，待议会批准新的税法。据中世纪的习惯，平时国王以他自的收支付费用。历来英王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直接纵1／6的地产，都铎王朝没收寺院产业时，尚可能多至1／5。但经过近百年的变卖、损耗，加以残存的土田多分散，此时复难发生租赁之功效，大概国王传统质之收，每年不过20万镑，再加上关税，即所谓的“吨税和磅税”（tonnageandpoundage），亦即船钞以吨计，货以磅计，每年约可征收20万镑之数。但国王之开销，在17世纪初年之平时，也需50至60万镑。如果爆发国际战争，则军费一项动辄100万镑。英国此时仍无常备军，海军之组织才刚有绪，所以王室的财政主捉襟见肘，经常负债100万镑以上。也有人说国王生活奢侈，对信的人赏赐过度，不过这些指责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个事实，即：财政组织过于陈旧，无法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开的时势。

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过之事，现在有人提质问，则不能，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ofthe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17世纪也是清教徒活动的时代，世纪一开始，英国的国王、英格兰教会和各大学站在一边，议会与清教徒在另一边形成对立。可是一提到这题目，历史家就到困难，因为清教（puritanism）本是一个不容易捉摸的名词，即专家亦称其“靠不住，无从证实”有些人又认为它是“利贷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的泉源，其则可以领导步之民主及社会之”诚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国之17世纪发生，可是说者却不知如何将这些互不牵连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陶尼曾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是以人类各活动与利害构成一价值上的层级系统（hierar-Chyofvalues），经济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在这系统之最瑞，则为宗教。读者仍不免到茫然。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权议会讨论财政税收，大凡宗教与外事宜由其全权理。一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权力大减，国王因财政问题召开会议时，议会往往在答复国王财政需要之前，质问其行政方针，而在争辩时提宗教与外事宜。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不得人缘，一方面也显示时代已变，17世纪英国已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视这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