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能在英国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而且在17世纪末叶落地生根，是世界史里一桩大事。英国的改造，经过时间之长久，情形之复杂，无可形容。很多当事人都以宗教这一名词解释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这也等于说，在这新旧交替之间，他们伦理上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我们虽不能在事前说这种冲突无非经济利益作祟，却可以在事后说因为内战与革命的几度颠覆，社会已经重新改造，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在新组织与新社会之下，君权神授说已失去其凭藉，良心上之自由不复成为问题，所以威廉与玛丽之后，因宗教冲突而产生的政治纠纷愈发减少。王后安妮（Anne）曾指派两个保皇党的主教，引起辉格党人不满，沙史威尔（Dr.HenrySacheverell）用讲坛评议政治，被罚三年不得讲教。这已经不能和查理一世和劳德主教或甚至克伦威尔当权时以宗教问题发难引起如火如荼的反应相较了，而禁止擅印书籍传单的法案也早已解除。

这百年的历史虽然复杂，从最初不能由数目字管理到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则非常的明显。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其中趋向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从我们前述的三个条件下造成：此即资金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详第一章）。这三个条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没有法律在后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骗（fraud）假冒（forgery）和侵吞挪用钱物（embezzlement）的各种措施，在这时期被重视。

我们再检阅这一章历史，即可以看出像英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巩固的国家要进入以严密的商业组织作规范的体制，首先必须重新安排其低层机构。在事实上这已经做到将土地所有权规律化及农场扩大（农场若不扩大，农业生产技术必不易展开，所有人也请不起律师，不能承担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次之则要重新厘定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联系。新税制之展开以及平衡法的原则在习惯法庭内施用，可算采取了这种步骤。有了如是的准备，其下端各种经济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换。以后要更革其上层机构就轻而易举。因为一切都可以从数目字上排布，神权已丧失其权威地位。从此政教分离成了公认的原则。光荣革命算是承先启后的一大分水岭。18世纪的英国已不同于17世纪的英国。

可是本书的主题为资本主义，却不能只将斯图亚特王朝100多年的历史拿出来交卷。如何将这一朝断代史与研究的专题分隔，仍是主要问题。

我们必须看清：资本主义以一个现今的名词去囊括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产物（即算英国资本主义奠定于光荣革命，至今也有300年），它繁复众多的内涵（connotation）我们不能不加解释即赋予一个简单明晰的意义（denotation）。比如说17世纪英国为立宪君主制、两党政治和内阁制度都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也与以上所述有密切的关系，却不能一并归纳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贩卖人口是初期存积资本的方式之一，既实行于威尼斯与荷兰，也为英国所采用（英国以theAsiento的名义有向南美洲输入奴隶的专利）。可是今日我们即不能随便将奴隶之买卖牵扯过去。以上国家都曾将国家权力授与开拓殖民地之私人资本和它们的经纪人。荷兰与英国授与海外公司的专利权，是因为这些公司不仅自备战舰，也在各处筑有炮台，如何处置这类问题，也待斟酌。

将各种条件综合融和之后，我建议给资本主义以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这样一个定义，已经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即开始争夺立法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组织，与政治无关，就忽视了历史发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资本主义必先从每一国界内着手。

有些学者注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资本家首先进入制造，次又垄断制造，自外放分工办法开始设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却已替这程序安摆上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过度重视劳工出卖劳动力，实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其中较极端的，甚至认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为被剥削，即为受凌辱。带现实性的历史家无从对如此的绝对平等观念关说。

从中国历史看来，雇用劳工从未在经济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后果。在这里我也更要申明：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的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而沉湎于他自己认为应当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或甚至从这应当的一个观念将主题牵扯到现实之外。

还有些学者注重资本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不过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约略提及，现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说一次。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凝集于两个思想上的重点，两者也是互为关联。一为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参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从清教徒的态度看出。他们认为人类不因丰功伟业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业。克伦威尔在第一次英荷战役之后，对荷兰的议和使者说：“你们诉诸上天，现在神已经给你们不利的判断。”如此将一个商业战争的成果归因于上天，可见经济上的经营也必带着宗教式之虔诚，因此力量庞大。凡是资本主义之展开，首先必有赌博与冒险性质，这东西在克伦威尔之弑君表现无遗。中世纪以来欧洲之君权神授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国王是神在人世间的经纪。他的决心，表现着神之旨意。所以后来查理一世虽战败而坚决不接受立宪君主制，克伦威尔觉得只能以弑君这办法打开僵局，这行动带着极大的冒险性格。对英国而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赌博。克伦威尔纵无意提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潜在的因素却因这个环境突破而发扬。一个海上的国家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场合中既已将神权推翻，并且将朝代国家的性格革除，她还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d’etre）？岂不只有在经济上发展，在内加紧商业性质的组织，在外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17世纪前期因为经济组织缺乏条理，失业者多，有些人以为英国人口业已过剩。17世纪后半期局势打开，其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动量只有继续加强。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详上注[53]）。当初国王强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则资本家自动要求作为国家之债权人。这一串事迹，也都汇集于上述提议的定义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