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windhandel直译为“风中成交”），其所谓“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都出此门径），起先有了“预期交货”（futurit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short，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条理之市场中，被认为有其社会功能与效用。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及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也可以说是让资本家投资于待展开之事业，也向推销商保证货物来源及可以预为筹备之价格。买方也通知了卖方，即使生产过剩预定出卖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场和被保证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将各种风险事业及吸收大幅盈亏作为他们的专长，则一般商人更能作较安稳的经营。甚至生产者也可以付少数之价款，以购买权（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