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hoodofbelievers）风气的倡导之下，西欧和北欧产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尚是其中较保守者，马丁·路德主张革除罗马教廷若干陋习，可是他对社会秩序仍保持传统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国被接收。很多诸侯亲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脱离罗马和维也纳的束缚，而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威权并未受减损。（德国这时为约300个单位组成，诸侯亲王和各主教的属区各百余，自由城市也约百余。）新教的“左翼”则可以再洗礼派（Anabaptists）为代表。此派无意在神学上和哲学上钻研。他们只希望将圣经上所叙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现于人间。他们的教堂是一种受苦受难的组织。因之他们也创出一种不务家人生产事业，只在情绪上求发泄的趋向。以此作为标榜，他们容易打进下层社会，如荷兰的缝工和面包烤匠即成为再洗礼派的领袖。法兰德斯的织工也组织不少小单位。其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法国人，他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为核心。简单的来说则是人不论贤愚不肖，将来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早为神所预定。然则如此，命定论仍有各种问题，如：这种命定是一种绝对的、或相对的因素？难道人之为恶真是神之主谋，而不仅是他自己违背神的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则一个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间下决心，又如何能确定他之选择即是神的安排？诸如此类问题，固可以逻辑答复，也可视作人类经验以外，非逻辑所能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本书以下各节还有机会叙及。其不坠入一个机械式的解说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时代高层社会的领袖及思想家对之感到兴趣。当赋命定论以坚定的解释时，则有“我个人之命运非人间其他威权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观念的人也有倾心于事业成功的趋向，如此才能证明他自己确有神佑。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16世纪低地国家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织工业以外放分工办法（详第一、二章）进出于今日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各小市镇和村庄，由于脱离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束缚，范围日益广大，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性格。同时荷兰与齐兰的船舶也在扩充，至16世纪中期之后通过丹麦、瑞典海峡，出入波罗的海之船只1／2到2／3为低地国家所有，每年超过2000艘，其中大部分属于荷兰。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时间捕鱼，其他时间为商船载货，北至波罗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虽然仅出入于沿海无数的市镇与村庄，可是经营的资本浩大，背后财务之支持者多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主。

低地国家之内，本已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如经外放分工办法织成的毛布的价格低于城镇里同业公会所公订。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侣持有某些商业税收的特权，又不免与信民冲突。乡间的士绅在城市势力发展后，否定僧侣有对他们抽税的权力，这些市镇出钱收买附郭封建领主的特权，包括路税、渔猎特权等，而用这些特权作基础，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管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