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点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出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强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