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光看来，则这争辩，只有局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和一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河为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

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00４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河”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称呼不见诸誓书。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的多数民族所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和外向的格没有长到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此是后话。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１00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