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寇之如黄巢者，本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公元７８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系，摈斥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据“朝代历史”的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一鼓成擒。８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反，其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两税制于当时的需要在新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区内人事的权力。可是这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以两人着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火不容的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变态，也正是以间架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玄宗一代宇文的括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资由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战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一到人员与资丛集，各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