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经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