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渔yang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yang（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yang，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0６年）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shen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yin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yu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chang，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gong，秋七月，牵niu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ganniu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ma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gan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ti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shen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zhong共通的xing格，白居易的诗既ju有这xing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dao学家之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liu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runse”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0６年，去“ma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chu1”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ma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xi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gan情奔放有浪漫主义se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是他所chong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chu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chong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ting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se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dao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yang修等作《新唐书》才提chu“始为寿王妃”《资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hu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gong，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dao士”的shen分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luanlun”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ma嵬坡bi1着皇帝将他的爱妃jiao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烂，到liu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大bu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