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诗，京氏易，氏尚书，万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博士诣洛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一”苻“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３0６年中毒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0４年匈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刘曜陷洛“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我们再看贾后之和八王之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２９１年专政。２９４年，大饥。２９５年，荆扬兖豫青徐大。２９６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２９７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２９８年，荆豫作扬冀大。３0１年郡国十二旱六蝗。３0２年兖豫徐冀四州大。３0９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这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３世纪之末关西饥民“移就谷”自汉中而蜀，他们设栅作，推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到，并无对一个极端动的社会迫其固定的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则“五之众，至数万”“依阻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之中乘要投了。

我们从长时期大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２２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平河北，也“重豪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刘备，孙，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收过剩人，投战斗，这样更使民政不可收拾。《晋书》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战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可见得全国动之大。刘备之至当“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行列。司懿对曹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妒而少，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