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观发，我们回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的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意识形态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明，才得脱。

曰：“吾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去来，朝廷也要集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动作，都有的关系在内，凡是数事，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气不能上达，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的方式阐述一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0５年前后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圆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0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