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溢于平原，大饥，人相”的事实，已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之，这威胁也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悲剧。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将太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诸侯推恩分弟邑，令各条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１0６人。自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的权威。这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

为什么一个如此明万机独断的君主，到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也已用尽人武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有如御史成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官私１４万匹，辎重不计，不满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