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或是发现不了刘邦三次屠城的记载？

这是因为，刘邦知道权力的秘密成因，而史学家不知道这个。

史学家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刘邦三次屠城的记录，甚至将刘邦血屠武关，描述成“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的场景，这是因为史学家的脑壳，被秦始皇刘邦之类的权力狂，给忽悠傻了，坚信仁者无敌——史学家们也只能信这个，不信这个，难道他们还能信不仁者无敌吗？

实际上，刘邦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洞悉权力秘密的人。这个秘密，有可能是张良告诉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他知道所谓的仁者无敌，只是骗骗缺心眼的史学家的，权力真正的秘密，就在其成因上。

什么叫权力的成因？就是指权力形成的过程。

刘邦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力的形成，只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智慧与思想获得。二是通过商业财富获得。三是通过暴力杀戮获得。

先说权力的第一个来源，智慧与思想。这实际上是仁者无敌的变形表述，仁就是最大的智慧——但智慧本身是排斥权力的，当然权力也排斥智慧。掌握了智慧的人知道，权力所带来的恣意享受，是需要以后人的福祉为代价的。如果刘邦真的是什么仁者，他就会对权力忌惮三分，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让后人付出惨烈的代价。

权力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商业财富。财富具有颠黑倒白、左右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特质。所以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刘邦，都对商人充满了警觉。秦始皇是将商人划为罪犯，直接抓去服苦役。相比于秦始皇，刘邦确实仁慈许多，他只是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裳，不许骑马，以示羞辱，并没有以酷刑相加。

权力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十足的暴力。无论是战国史还是秦汉史，都是典型的暴力史。秦始皇能够称孤道寡，就是因为他驾驭着当时最恐怖的暴力机器。经历过秦始皇消灭六国历史的刘邦，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如果他想要取代秦始皇，坐拥天下的话，那么他就需要比之于秦始皇时代更凶狠、更残暴的战争机器。

正是因为知道暴力机器所具有的强势力量，所以刘邦到了武关，尽管武关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抗拒意识，但刘邦仍然下令屠城。

屠城，杀光武关城中的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儿童和每一个妇女。不要理会他们的痛苦和哀号，统统要杀光。

血屠武关，只是因为武关是通向关中的南大门。当妇孺老者被屠杀的哀号之声，遥遥地飘入咸阳，刘邦能够想象出当地居民的战栗与恐惧。

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暴力不会让人屈服，这个观念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暴力是让人屈服的最主要力量，在暴力的凌压之下，人的心理会感受到极度的恐惧，恐惧的力量，会把正常的人格挤压破碎，扭曲变形，最终形成一种无可救药的奴性人格。自秦始皇而始，中国泥陷入皇权专制而不可自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暴力挤压之下的民众形成的奴性人格，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从此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权力这只怪兽。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