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间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背后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的真正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么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象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决定。

他曾经写过几封信给帕米拉，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罗唣，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还没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来的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来，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子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特别使帕格怀念儿女们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象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

他已经非常疲倦，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象他在民族饭店塔茨伯利的房间里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轻轻抚摸他的冰凉手指把他惊醒了。他那很少有差错的生物钟及时叫醒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甲美地去看“乌贼号”潜艇进港。

拜伦跟抛锚小分队一起站在前甲板上，身上穿着咔叽军服和救生衣，但是帕格没有认出他。当“乌贼号”靠近码头旁边驶来的时候，拜伦大声叫喊出来“哎呀！那不是我爸爸吗？是你，爸爸！爸爸！”这时帕格才发现那个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细长个儿站立的姿势他很熟悉，他儿子的声音是从留着卷曲的红胡子的瘦脸上发出来的。船还在歪歪斜斜地开进来，拜伦就一下子跳到码头上，伸出胳膊搂住维克多-亨利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帕格吻着那张乱糟糟、毛茸茸的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拜伦，干嘛留那么多胡子？”

“胡班舰长最讨厌胡子。可我打算让胡子一直长到膝盖上。天哪，这可完全出乎意外，爸爸。”舰桥上一个军官通过扩音喇叭不耐烦地喊起来。拜伦又象一只山羊似的跳回到正在移动的前甲板上，同时向他爸爸嚷道：“我今天整天都要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