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那间破旧的办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伦说。“这件事也许没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试一试。”

“嗯，好吧，可是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俄国人很倔，对这些事又不关心，可那儿完全是由他们控制着的。”

“我父亲在波茨坦。他是杜鲁门总统的海军副官。”

拉宾诺维茨随着转椅的吱溜一声响挺直了身体。“你以前没提过这件事嘛”

“我认为这跟我的事没关系。他从前被派到苏联当差，一口俄国话说得还可以。”

“啊，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儿的军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给你打的招呼，情形就两样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儿。”

“只要是还活着，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时候，拜伦，他就不在那儿，也许，天知道，我会把他给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亲谈一谈。”

拉宾诺维茨在里面工作的那个组织不顾英国移民法的限制，就把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纳粹的恐怖行为刚暴露的时候，这些法律曾一度放松，但后来又管得紧了。拉宾诺维茨忙得没一点儿空闲。娜塔丽。亨利并不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他只觉得她可怜，同时又怀着那么点儿无可奈何的旧情；然而，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比，她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是一个在调养中受到百般照顾的美国妇女。拜伦一来到，拉宾诺维茨就把她从心上摆脱，不再去看她了。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夜里两点钟，他巴黎那套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惊醒了和他同住的三个人，只听见接线生说：“请接伦敦打来的电话，”他瞌睡朦胧中一时想到了许多正在和伦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数都是违法的和带有危险性的。他没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伦。”

“谁？”

“拜伦。亨利。”战后伦敦的电话线路不大好。声音忽高忽低。“…他，”

“什么？你说什么，拜伦？”

“我说，我找到他了。”

“什么？你是说，你儿子？”

“他这会儿就坐在我旅馆房间里。”

“真哪！原来他在英国？”

“我后天就把他带到巴黎来。还有许多例行手续，再有——”

“拜伦，他身体怎样？”

“不太好，但是我总算找到他了。喂，请你告诉娜塔丽好吗？对找到他的事，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这样，等到看见他的时候，就不至于太激动。或者使孩子太激动。我不愿意刺激孩子。这件事拜托你好吗？”

“我太高兴了！喂，经过情形是怎样的？我应当怎样对她说？”

“这个吗，经过情形很复杂。战事刚结束，皇家空军就把一批捷克飞行员送回布拉格。一个英国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用空机带回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上星期在布拉格获悉这件事。这完全是凭运气。阿夫兰，那儿的档案乱得叫你没法相信。我是在一家酒馆里听一个人谈到这件事，一个捷克飞行员跟一个英国姑娘谈这件事。这是运气。是运气或者是天意。我顺着这条线索去查，结果找到了他。”

早晨雨下得很大。拉宾诺维茨打了个电话去疗养院，给娜塔丽留下了话，说他有重要消息，十一点钟要去那里。他到达那里时，她正站在休息室里等着他，他抖去雨衣上面的水。

“我以为你已经到巴勒斯坦去了。”她的神情显得紧张。她的双手在胸前紧攥着，指节透出白色。现在她人开始发胖；深色的衣服里面隐隐映出曲线。